李修文:写尽万里江山,却依然道不尽尘世的苦楚_山河

李修文:写尽万里江山,却依然道不尽尘世的苦楚_山河
李修文:写尽万里江山,却仍然道不尽尘世的痛苦 自《山河袈裟》之后,李修文的创造好像进入了井喷期。今年以来,他相继在《长江文艺》和《十月》《收成》《天边》《芙蓉》《山花》等文学杂志宣布了数十万字的著作,可谓遍地开花,备受瞩目。这些著作集结于《致江东父老》这本文会集,它们连续着他《山河袈裟》的美学风格,凄凉而火热,清冽而甘醇,一起意境愈加深邃广阔,情感愈加沉郁深挚,叙事和抒发更为洒脱豪放。 李修文的《致江东父老》,写尽万里江山雄壮,却仍然道不尽尘世的痛苦和困难。 李修文笔下的山河既是天然的山河,又是令人悲喜交加的山河。它们不是文人笔下闲适的小桥流水,晓风残月,而是古貌古心,是西风瘦马,仍是天边路上那些断肠人。在李修文这些著作中,有漫山遍野怒放的油菜花,冒着香气的甘蔗林,轰隆隆作响的冰河,风雪充满的祁连山。它们是威严的严肃的,这样的河山不是用来赞许的,这样的景色也不是用来讴歌的,它们仅仅作为见证者而存在。见证一个个窘迫的生灵,见证这尘世的艰苦,见证生命个别身处窘境中的向死向生。 李修文的山河里行走的是一个个魂不守舍的藐小的生命个别,是实际日子中不折不扣的弱者。他们是《白杨树下》的姑妈和表姐,《在春天哭泣》的诗人,《小站秘史》中那个赤贫的母亲和小女子,《猿与鹤》中自在不得而专心求死的猿和不甘平凡的鹤,《观世音》中苦苦寻子的老秦,是《鱼》中那个为不能给儿子吃上一次鱼而哀痛的母亲,仍是《万里江山如是》中黑龙江边的癫狂人…… 而与这些人构成对话联系的是相同失落的“我”。李修文的这一系列著作中都有一个叙事的主体——“我”,“我“是一个日子失落之人。 好像《万里江山如是》中,“还在新年里,我便得到告知,或许的生路和生计连连被撤销,和上一年相同,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仍然要继续做一个废物”,“所以,我爽性出了门,不知道奔逃到哪里去,但却开端了一意奔逃”。在奔走的途中,“我”遇到了跟我相同愁闷的生命,而“我”也经受着他们的艰苦和困厄,“自始自终地,我仍是将自己认作了待罪之身,已然不想坐上公堂,已然不想被判无能之罪,那么,我就接着再往下奔逃吧”。 “我”始终是一个在场者,见证了姑妈、诗人、赤贫的母亲、寻子的父亲、身患绝症的患者,他们各自的磨难和哀痛。“我”以他们为镜像,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我”是他们,他们也是“我”。由此,“我”找到了同为天边沦落人的感觉。我和他们彼此秉承这人世的心意,也找到了不能孤负这一生一世的活下去的理由。 从地北到天南,一切的“遇见”是“我”一个人的历险和修行,也是秉承六合和天然启示的苦旅。“我”总算彻悟:“莫非是,唯有将迷宫和菩萨丢在一边,唯有将闷雷和闪电丢在一边,去孤军犯险,去以身试法,簇新的火伴、灯笼和指南针才会再三莅临你的身边和头顶?” “假设有人也好像了此时的我,在苦行,在拼尽性命,我要对他说:放下心来,好好活在这尘世上吧。尽管穷愁如是,荒寒如是,可是,灯光如是,火伴如是,万里江山,亦如是”。他要告知世人,无论如何,好好活着。 李修文的写作深受里尔克的影响。里尔克说:“每个实在的日子都比那些虚伪的、以艺术为召唤的工作跟艺术更为挨近……艺术有必要共享咱们小小的阅历和期望,不可以远离咱们的快乐和节日。”他还说“诗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是爱情,而是经历”。 里尔克着重个人诚实的体会、领会对艺术创造的重要性。而李修文近年的写作,正在实证着这一美学思维。他的著作有激烈的在场感和亲历性,有对日子靠近的质疑和深思。他让文本中那个“我”在奔逃中观察了天然、六合和人本身的隐秘。所以他的文字指向了人的终极出题:人该怎样地活着? 本来,山河之外,他写的仍是这尘世间。 李修文说他喜爱“活的美学”。在《万里江山如是》文本中,他调动了诗篇、小说、散文的修辞手法和叙事道德,将诗篇的意象,小说的细节,散文的抒发融汇于一体,运用镜像的移植,主体与客体的移情,使得其著作激荡着浓郁的诗情,有着激烈的生命动感。他笔下的天然、山河都活力焕发,比方春天怒放的油菜花田,散发着香气的诱人的甘蔗林,黑龙江上的激战的冰排,这些意象成为他美学的一种载体,生动地诠释着他的美学观。 《万里江山如是》文中还描绘了几个隆重局面:西和县的社火扮演,风雪中的祁连山。李修文以浓墨重彩,浩瀚任意地描绘了生命的狂欢,对六合鬼神的礼赞,对天然的敬畏和崇拜,对美的沉浸,以及人在绝地中的挣扎和奋起。全文像一曲雄壮的命运交响曲,时而昂扬,时而深思,文章大开大阖,心情跌宕起伏,读来淋漓尽致。 李修文的文字里还有一种深重的古典意绪,明显得之于我国古典传统戏曲、诗词和话本小说的熏染。 《白杨树下》中对表姐身后幻影的描绘,姑妈流泪悄悄在白杨树上敲破鸡蛋祭拜表姐的情形,是悲凉的也是浪漫的。 在《鱼》中有这样一段描绘:“明显,雀跃的信使现已将音讯带回了水面之下,时间短的安静之后,好像得了一致的号令,霎时之间,鲇鱼鲫鱼鲤鱼黄辣丁,一条条地,全都出头露面,就像是亲属来了,哪怕它们全都无法开口说话,也要全部夺门而出,让亲属将它们个个都认清楚;又像是安慰:地上的人心里有苦,那些苦,堵在了身体里,哪怕原野再广阔,它们也没有流动和奔涌的当地,所以,水底的鱼,这一回,是它们化作了穷亲属,即便在水底,也秉承了菩萨的旨意,纷繁从旮旯里现身,尽管百无一用,但它们终究是来了,心里有苦的人在这里,它们也在这里。” 这些悲欣交集、触目惊心的文字,深得蒲松龄聊斋笔法,有一种我国式的悲凉和浪漫。 作家著作的风格和气质的构成,根植于个人的价值观、艺术修养和实际境况。作为早早成名的作家,李修文早年凭着两部小说《滴泪痣》和《绑缚上天堂》横空出世,可是接着而来的自我置疑和写作阻滞,把他逼到了日子里那些暗淡的旮旯,逼进了雪山古寺,大漠荒野,逼入那些仓惶落魄的人群,他对他们的爱与痛有着殷切的感触,对生命有了更为透彻的感悟,由此,他要用文字“为那些何足挂齿的人,为那些何足挂齿的事,建一座纪念碑”。由于这些人就归于他专心要擦亮的那个词语——“公民”。他给了“公民”丰厚的情感、有力的筋骨和肉身。 李修文的这些著作,在文体归类上引起了读者困惑,它们终究是散文仍是小说?而李修文是不期望自己被单纯界说的一个作家。事实上,也确有像《我亦随俗应酬人》被作为小说宣布的著作。原因在于他的每个文本里都有一个在场的叙事主体“我”,主角是各式各样的“不幸人”,这种叙事文本好像与传统以抒发为主的散文大不相同,也迥异于其他的散文记叙文本。 散文终究应该怎样写和写什么,是虚拟仍是非虚拟,已成为近年一个热点话题。自90年代始,散文一直在企图改造,从前鼓起的新散文、文明大散文写作引领一时风潮。进入新世纪以来,散文逐步成为全民写作年代最为遍及也最难给出美学界说和美学点评的为难文本。年代在呼喊创造的新变,散文的定式逐步被得罪和僭越,它的鸿沟和边境不断被拓展,非虚拟写作成为开路先锋,而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会饮记》,李修文《山河袈裟》以及《致江东父老》等著作的面世,好像带来一场更强烈的文本革新,它们供给了丰厚杂乱的文本、簇新的书写视角和审美经历,业已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李敬泽在近期的第二届孙犁散文奖颁奖典礼中说过一番话,可谓意味深远:“咱们或许仍然需求深刻地考虑咱们能否像孙犁先生那样,以自己共同的方法、自己共同的言语和声响来回应、表达咱们身处的这个巨大的、雄壮的、丰富的年代。咱们的文章,咱们的文字,咱们是否有决心,在这样一个雄壮丰富、众声喧闹的年代,可以宣布咱们自己耐久的光辉,我觉得这对咱们都是检测,都是值得咱们深远思之。” 共同的方法和共同的言语,来自于共同的生命体会和美学抱负,李修文好像正在寻觅或许现已找到。那么,等待他以愈加微弱、丰富的写作宣布自己独有的光辉。 李修文 《致江东父老》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宣布,文 / 何子英,编 / 俎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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